庄子“逍遥”下的纠结

　　庄子“逍遥”下的纠结唐代成玄英作《庄子疏序》说庄子的“当战国之初，降衰周之末，叹苍生之业薄，伤道德之陵夷，乃慷慨发愤，爰著斯论”(《庄子疏序》)。

　　这与西汉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的“发愤著书”说相吻合，司马迁还提到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离骚》《国语》等著作的撰述，没有提到庄子，成玄英的意思是《庄子》也可归于这一类，明代的陆西星等人也持此说，清代钱澄之还著有《庄屈合诂》，不过庄多激愤而屈多哀怨。

　　人们常说庄子逍遥且自然，逍遥的“无己”是无愤的；自然的“顺应”也是无愤的，即使是社会生活中的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式的顺应，也把本有的愤慨情绪给消解了。

　　但庄子在那个时代，是另类的愤世者，他认为天下沉浊，不可说严肃认真的话，故用“三言”即寓言、重言、卮言作意见表达，剽剥儒墨、鄙薄诸侯、轻视贪图名利的人，让人看到他处世的洒脱自由。

　　但这只是一种表象，就像他在《养生主》里以不喜欢待在樊笼里的泽雉暗喻自己，可他始终处在生活的樊笼中，因不可能解脱而有多重的人生纠结。

　　自然与人为的纠结。

　　庄子承袭老子“道”的理念，以自然为法则，自然则逍遥、自然则齐物，自然则无为而无不为，故《应帝王》说治天下，应是“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”。

　　自然是什么呢？庄子说是人或物的本真，